廖述宗
北美洲台灣人敎授協會 創會會長
NATPA Founding President
漫步走在芝加哥大學綠樹成蔭的優雅校園,聆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,情感豐富洋溢的我,內心感到無窮的喜悅與滿足。回首過去看似漫長的八十年載,有五十五年的歲月,我的足跡就如此來來回回地踏遍這片草地,而我的思緒也恣意地飄盪、馳騁在這座自由的學術殿堂。
台語有句俗語:「食果籽,拜樹頭。」叫人要知恩報本,懂得飲水思源。我雖然大半人生都在美國渡過,但是從未忘卻自己的根本,也從未忘記要回饋讓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故鄉──台灣。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,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、民主、進步、有品質、有尊嚴的國家,而我所做的一切,就是竭盡所能地將所學與所有付諸於科學研究與民主運動,藉此將所有熱情與心力奉獻給台灣。我一生所重視的,只有兩個信念:一是科學研究 在於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,二是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,為故鄉作出最大的貢獻;我深信這是學者「食果籽,拜樹頭」的責任。小女兒慈卿知道我以「食果籽,拜樹頭」作為人生重要圭臬,特地在數年前的父親節以此俗語為主題,採撕貼的方式製作了一張父親節卡片,本書的封底即以此為背景,向讀者確切表達我的意念。
在為科學研究與台灣人權奮鬥打拼的路途上,我意外獲得許多驚喜,就如同許多在美國的台灣人學者,我們的生命樂章因為對於科學與民主的信仰,變得多采多姿與饒富意義。我能夠如此義無反顧地朝著理想邁進,在學術上專心地研究、探索,在政治上堅定地參與、關切,最該感謝的,是與我牽手一輩子的內人淑卿,以及我親愛的女兒們慈瑛(Jane)、慈芬(Tzufen)、慈明(Tzuming)、 與慈卿(May)。她們給我無盡的理解、包容與支持,讓我總是能拚命往前,毫無後顧之憂;她們還給我一個充滿愛的家庭 ,讓我在精疲力竭之餘,總得到最溫暖的擁抱與安慰。
雖然我表面上總是顯得冷靜沈著,但是幻想 (fantasy)、愛情(love)、熱情( passion)與感性(sensitivity)這些需要長時間才能領悟與體會的情感,豐沛地充斥在我的心裡。也許是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的關係,抑或是長期接觸科學訓練的關係,我必須小心翼翼的掩飾、壓抑這些情緒,才能在研究的領域、台灣事務與生活的待人接物上 ,確實以理性思考、計畫與執行各種任務。我珍惜一個人獨處的時刻,如此在悲傷時可以盡情流淚,在歡喜時可以雀躍歡呼。
這輩子讓我最痛徹心扉的,是父母的離去。父親在1976年辭世,由於「黑名單」的重重阻撓,讓我無法即刻返鄉送終。母親在1989年過世,正是我代表「北美洲台灣 人教授協會」(NATPA)在南部觀察台灣縣市長議員選舉時,由於選情的告急與行程的緊迫, 最後選擇留在南部與同仁繼續行動。我常在家人就寢後,一人獨自坐在書房裡悲慟流淚 ,感嘆氣憤自己沒能盡到最後的孝道。
當然,我也有琳瑯滿目令我開心到手舞足蹈的快樂回憶。娶到內人淑卿,我才真正了解到何謂幸運與幸福; 我們與四位貼心的女兒一起創造了美好的家庭,讓我心滿意足 ;如今,還有兩位可愛的小孫女Leila與Cailin喜歡在我們兩老身邊嬉戲圍繞,能夠擁有如此恩典,更是教我夫復何求。
在科學方面,我很幸運的藉由一次臨時起意的拜訪, 就可以不用透過申請程序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(也是在此時此地遇到我的另一半!)。一進芝大就是一輩子,我欣賞喜愛芝大自由的學術風氣,我在這裡可以盡情揮灑,開創自己的一片天。五十五年前我進來芝大所秉持的初衷,至今未曾改變,我認為基礎研究為應用科學的基石, 因此也一直把重心放在基礎研究。以此為準則下,我快樂熱衷地研究疾病發生的原因與治療的方法,也喜歡花時間與病患溝通討論,因而很幸運的發表不少卓越的「發見」( discovery)。我認為科學上的「discovery」應該翻譯成「發見」,而非「發現」,因為科學的起點,是用雙眼觀察事物的變化,再將不同於以往的現象,小心求證繼而公諸於世,因此達成一項嶄新的「發見」。我由衷地希望我的「發見」能對人類的健康有所助益,也希望這些「發見」能被台灣生物科技產業應用與發展,那將會是讓我最樂不可支的結果。
在台灣民主的議題上,1983年美國參議院通過「台灣人民自決案」、1990年國是會議通過台灣人民直選總統、1996 年台灣人民第一次直選總統與2000年政治變天阿扁當選台灣總統,都讓我感到興奮與欣慰。
當我還是芝大的研究生,甚至是畢業後擔任研究員時,我的收入其實並不足以同時應付家庭的開銷與台灣學生會的活動,更別說援助其他關於台灣的事務。幸好,淑卿毅然決定外出工作,接起翻譯的工作。她成為一名優秀的翻譯員,收入超過我擔任研究員的薪水,不但分擔了家庭支出,更支援了許多與台灣相關的重要活動,其中除了校內的學生會活動,還包括我在海內外參與的各種政治事務。淑卿為家庭與台灣全心全意的付出 ,讓我一輩子疼惜與感恩。
在協助台灣邁向民主的路途上,我亦獲得無數台灣人民有形與無形的大力相助。 1970年代,早在「北美洲台灣人 教授協會」創會之前,我就曾收到各界的捐款,支持各類人道救援與民主運動。許多人匿名捐款,我以「慈淵基金」稱呼這些款項,這名稱來自我善良仁慈的外公「林慈」,在哈佛大學的文件上,我簽下擔任「慈淵基金」的經手人。
1980年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」成立,我被選為第一 屆會長,擔任會長時,我以慈淵基金支付協會的所有花費與活動。自1983年起,顏永財博士與其夫人莊和子定期慷慨捐款,我也建議他們將捐助款項納入慈淵基金,這對夫婦至今已通過無數管道,支持救援各種台灣的民主活動。 「慈淵基金」最主要的行動之一,是搭援假釋出獄的林義雄先生負笈美國哈佛大學深造。
此外,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、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也相繼捐款,輔助協會參與與台灣相關的各類活動。活動不僅僅限於政治範疇,還包括文化、藝術等領域。協會曾使用 「李雅彥基金」舉辦蕭泰然先生的音樂會、贊助其出版音樂專集「台灣人的詩篇」。我也曾接下「Taiwan Culture Committee of a Taiwanese Organization」主席一職,協助出版例如《台灣文化》(Taiwan Culture)等刊物。
早期就有許多朋友與學生建議我將一生的故事寫成一 本書,我知道完成一本自傳需要投入龐大的時間與精神, 而我沒有額外的心思與餘力放在科學研究與台灣民主事務之外,再者,我覺得人生的目的,在於過程中自己獲得了什 麼啟發、對人類造成了什麼貢 獻,並不在於留下了什麼殊 榮與光環,所以我不覺得自吹自擂將自己的故事集結成冊, 究竟有何必要性。
直到2005年資深記者兼作家的楊遠薰小姐與我連繫,表明將簡明扼要地撰寫多位台灣人在美國奮鬥的短篇故事,我才答應她的採訪。在楊小姐兩天細心的訪談中,許多埋藏在我記憶深處的模糊記憶逐漸鮮明,這時我才驚覺,自己年邁的腦袋裡,的確堆藏了不少值得分享的故事。隨著楊小姐《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》的出版,家人與朋友更加鼓勵我將自己的故事寫下。起初我並沒有積極行事,讓回憶成為一本自傳,只是希望腦袋裡的這些記憶能夠實際地在電腦裡歸檔,再加上我個人並不擅長書寫漢字與以漢語溝通,所以就算台灣有出版社願意派人來採訪,我仍是猶豫不決不知該接受還是婉拒,而寫書這個計畫也就一直耽擱著。
2010年,住在芝加哥的楊美玲小姐,熱心地為我展開這項我認為頗為艱鉅的任務。 我斷斷續續用英文寫下過去的回憶,連同曾經發表的講稿與文章,一股腦兒全寄給她, 而她也用心逐一將這些文章翻譯成中文,使得這本書 有了些微的雛形。
2011年,曾在芝加哥大學「明美癌症研究中心」工作的莊家穎小姐接起了這項撰寫的工作。從芝加哥搬到加州的她,除了積極地將我的人生故事一片片的拼湊完整, 也花 了許多時間與精力搜尋書中所有歷史背景,更不厭其煩地與我通信校稿,讓這本自傳終於在2012年初得以完成。
承蒙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」吳樹民副董事長的全力支持,本書才得以出版,希望我的故事能對後輩帶來些 許啟發。在此也特別感謝張炎憲秘書長與曾秋美秘書,他們費心又熱誠地協助文章與照片的編排,讓本書得以面世。
回首過往,值得回味與分享的故事,似乎如紀錄片般不停地閃入腦海,而曾經參與及豐富這些回憶的人事物, 更是數不勝數。我由衷感謝的,除了共事的人員、陪伴我的家人,還有無數海內外幫助我、支持我的朋友。我無法在本書中呈現所有的過往,只能擷取部分印象較為深刻的事件、捨棄其它等同關鍵的片段,與讀者共勉。
廖述宗